港人常说 有钱即使不是万能，没钱可是万万不可以的。
不过，问题不在有和无，而是发生在多与少之间。
当大家不能不花时间来赚得我们的口粮、老婆的医药、孩子的学费，赚钱属天经地义;然而过了必要的阶段，大家是不是还要在市场上冲锋不止?钱赚到什么地步才算有止境?经济学家斯基德尔斯基合写的赚多少才算够(How Much is Enough Money and the good life)，春天出版以来引起了各界的热烈反响。
作者把讨论的重点压缩到了，赚钱努力的产出和投入归根结蒂无非时间这个点上。
斯氏对这个其他人都挥之不去的问题的热忱和兴趣，显然是受了凯恩斯的预测错误的触发。
回顾凯恩斯在八十年前发表的一个名篇，他确实载了一个大跟斗。
凯恩斯的《大家后代的经济前景》(Economic Possibilities for Our Grandchildren)，稿成1928年，发表于1930年，那年世界经济正深陷于大萧条，而他个人财产也亏损惨重。
但凯恩斯明确告诉大家，不必惊恐更不需要绝望。
他信心满满地预测，一百年后(2030年)英国的人均收入将再要提升四至八倍。
事实上到2009年，英国的人均GDP，扣除去通货膨胀，增加了六倍以上。
凯恩斯更重视的另一个预测，对人类社会进步轨迹的理解却错得不靠谱。
他期许，百年之后英国人的儿孙辈将从物质需要里解脱出来，不需要再为搵食终日忙碌不休，经济将不再是人类的永恒问题。
面对物质丰裕，儿孙们的经济机会要好得多，将更大概追求各自的兴趣喜好，用更多的时间去进步各自的心智和、志趣和才华，每星期仅需工作15小时，3小时一班凯恩斯把人的欲念分成两类，第一类来自于存活的需要;第二类则来自于攀比的需要比别人看上去更优越的戮力追求。
第一类欲念满足后就不再是大家扩大生产的驱动了;而第二类欲念虽说永难满足，但凯恩斯设想，大家会变得更智慧，第二类欲念的驱使也会趋缓。
近百年来社会进步的实质经历与凯恩斯的预测可说是全然相左。
在英国的经济增长增加了六倍(东亚和中国则远远超越此数)的同时，它的子民每周的工作时间只从当年的48小时减少到了现在的38小时;1983年以来，每年的劳作也只从1700小时略微降低到目前的1640小时。
况且英国人(所有发达国家几乎同样)对生活的认可程度也没随之而提升，还保持在1970年代的水平上。
为什么这样?作者展开知道析。
他们明达地指出，界定幸福的歧义不少，而且是主观多变的感受，因此跨时间和人群的比较非常难，且不靠谱。
特别是大家的幸福感受，总是是相对其周围可比的人(近亲、近邻、同事、同学等)的感受而存在的。
要问卷调查里所有些人都要比其他可比的人幸福，在逻辑上是不可行的。
举例来讲，有的很实质性的幸福提高，譬如，近百年来人平均寿命的大幅延长和某种时尚病的成功防治，大家一旦屡见不鲜，就不会因此感到幸福增加了，尤其是看到周围的人可能活得更长、更健康的时候。
货币收入也类似。
不过斯基德尔斯基还是给出了构成了好的生活的一些基本要件(basic goods)。
这类幸福的元素，本身就独立自成目的，而不是达到其他更高的目的的方法或渠道，包含健康、安全、适应个性、友情、尊重、同自然和谐相处、余暇(leisure)，等等。
有的元素是非常具体的，像健康和安全，缺少了的确万万不可以，但更健康更安全难道就更幸福?拿居住面积为例，开放以来，上海民的人均面积从不到3平方米增加到了30平方米，上海人的幸福感是不是增加了10倍?特别是当看到邻居同学超出了40平方米而我们的还不到20平方米的时候。
另一些元素则非常混沌，像尊重，就更难量化了。
著名的经济学家阿玛蒂亚森(Amartya Sen)所说的decency(体面),有多少该由自己在市场里争取，多少要靠政府来分配?作者把讨论重点放在了时间的分配上，在经济成长的过程中大家该如何来把握，花多少时间在赚钱上，多少时间该归自己来支配的余暇。
Leisure 可能有更好的译法，按斯氏的界定，余暇有purposiveness without purpose(目的就在其自己)的特质，余暇时间是为了满足自己内在的喜好，总是是文化、艺术和知性上的高级追求，直接就是目的，而不是先花时间换钱，再用钱来购买这种活动的享受。
